广东农信社全部改制组建农商行

发表自话题：支持广东农信的借款平台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全局、人民财产安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在广东，推动农信社改制组建农商行，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关键一战。2017年，广东启动全面组建农商行工作。3年来，广东64家改制农合机构累计清收压降不良贷款超600亿元，完成改制的农商行数量，相当于过去10年总家数的两倍。

●南方日报记者 陈颖

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到“一号工程”

“幸好在去年完成了农信社改制，否则今年面对疫情的冲击，湛江农合机构极有可能发生金融风险。”湛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曹兴对记者表示。

2020年，受疫情冲击影响，银行一面承担着保市场主体的重要任务，另一面自身也经受着不良资产风险侵袭的考验。“提前部署，完成农信社改制任务，不仅让广东农合机构卸下历史包袱，成功经受住疫情的压力测试，还让其成为关键时刻服务地方经济的主力军之一。”肇庆农商行董事长黄东奇如此表示。

调研中记者多次听到类似的观点。1951年，新中国成立后广东省第一家农村信用社在台山县成立。此后，农信社伴随广东农村、金融发展，已经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省级农村信用社、广东最大的银行机构，也是广东服务三农、支持区域协调发展的金融主力军——无论从资产总额，抑或营业网点数量，均居省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前列。

但相较于全国其他地方，广东农信社改制起步相对较晚，步子较慢。2017年9月末，广东有64家农信社未改制为农商行，占全省农合机构总数的2/3。

“改制前，广东农合机构的发展情况与广东经济强省、金融大省的地位极不匹配，甚至成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点领域。”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业务负责人表示，个别机构风险隐患突出。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农信社改制势在必行。2017年8月，省委、省政府启动以全面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化解风险为目标的农信改制攻坚改革。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谈起改制初期的压力，陆丰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林义清坦言，改制前，陆丰的资金缺口较高，任务非常艰巨。

从全省看，2017年9月末，农合机构面临巨大的改制资金缺口。同时，改制面临新旧难题交织、各方矛盾错综复杂的局面，农信社改制化险成为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有些产权问题、坏账问题是几十年前造成的历史问题，甚至经办人、借款主体都没有了。改制初期，各县（市、区）对改制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不一，工作推进阻力非常大。”湛江农商行董事长姚强告诉记者，在湛江，农信社改制面临改制机构多、改制条件差、历史包袱重、增资扩股难等“拦路虎”。

面对艰巨的改制任务，必须高位部署、形成合力，改革才有可能推进。2017年11月15日，全面加快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工作动员大会召开，广东成立由省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省深化农合机构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和农合机构对照目标任务，全力以赴加快改制组建步伐。

在高层推动和统一部署下，全省层面形成一股改革力量。调研中，记者发现，各地市均由市政府“一把手”挂帅担任本市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将农信社改制确定为“一号工程”。

以湛江为例，该市市政府把农信社改制工作列入重点督办事项，要求改制工作进度每天一报。两年内，市领导主持召开了30多次改制会议，为了强化督办，市政府共向各县（市、区）发布预警函和督办函12次、提醒函20份。

以时间倒逼进度、挂图作战，广东围绕农信机构改制展开了一场高风险机构歼灭战。攻坚之下，广东农信社改制组建农商行跑出了“广东速度”——2018年全年组建58家农商行，单年组建数量为近五年全国之最；到2020年底，全省农信社完成改制组建农商行艰巨任务。

雷霆出击啃下不良贷款压降“硬骨头”

农信社改制农商行，需要满足包括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不良贷款率以及股权结构等监管指标。其中，清收压降不良贷款、改善不良贷款指标，是改制前置条件，也是打赢改革攻坚战的重中之重。

然而，对于不少农信社来说，压降不良贷款成为改制最大的“拦路虎”。

“不仅不良贷款率高，且处于不良贷款边清边冒的态势。”湛江农商行行长钟国波告诉记者，改制初期的2017年，麻章、赤坎、东海、坡头四家农信社不良贷款压降任务大，且出现改制资金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

汕尾市金融工作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汕尾的海丰、陆丰、陆河3家机构信贷资产质量差，不良贷款高企。改制初期，曾尝试通过农合机构自身清收、政府部门协助或直接由投资方购买等方式压降不良贷款，但上述方式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赖账的手段比催债的手段还多。”原陆丰联社一位前高管告诉记者。

不良贷款清收压降进展异常缓慢导致改制陷入僵局，是不少农合机构普遍存在的现象。如何破题？

一场围绕不良资产清收的打击逃废债风暴在广东各地打响。其中，各地政府协调公检法成立联合专案组办案，进驻农合机构现场办公，深度介入依法收贷、查坏账，掀起“清收风暴”的做法最为有效，也最为典型。

汕尾市金融工作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汕尾由市公安、检察、法院、监委等部门成立督导组，分赴三地开展督导工作。三市县党委书记亲自挂帅，组成多部门为成员的农信社改制工作领导小组，从纪委、公安、检察、法院、国土及房管等部门抽调186名业务骨干成立联合专案组，分别进驻三家农合机构现场办公。

联合专案组的成立很快让“老赖”们感受到打击风暴的威力，以汕尾为例，679笔20万以上、总金额16.80亿元的不良贷款档案被全部移交联合专案组，专案组按照“一户一策”原则，将清收任务分解到各条线。

随后专案组采取集中会议约谈、重点个别谈话、函告等形式，向不良贷款户宣讲政策，要求其限期还款；同时，公、检、法坚持刑事民事齐头并进，公安办案和法院诉讼同步进行，公安、检察院主动担责，办理大案要案。

据调研了解，改制期间，各地市累计出动公检法人员超过2000人次，公安部门通过拘留、逮捕、通缉等手段，形成威慑力；法院开通绿色通道，对案件“快立、快审、快执”；检察院提前介入，加快案件审理，对部分案件当天审理、当天逮捕。

同时，各地还积极借助媒体手段，每天在当地各类公众号、网络论坛、电视播报失信人员信息，发布敦促在逃人员投案自首通告以及悬赏通告，让“老赖”无所遁形。“高峰还款的时候，我们机构的大楼里出现排队还款情况。”原陆丰联社一位高管向记者描述。

除通过公检法联合专案组形成强大的压力外，记者在调研中还发现，“刀刃向内”清收涉政单位及公职人员不良贷款成为汕尾、湛江等地“撕开”不良贷款清收的突破口。

以汕尾为例，纪委、监委采取集体约谈、“一对一”谈话等措施，敦促欠款单位和公职人员主动还款。对涉政单位暂停财政预算拨款、对单位主要领导实施组织处理、问责措施。对公职人员采取停职、停岗、停薪，不提拔、不调动、不加薪、不评选、不晋级的“三停五不”处理及党政纪处分、公安查办等一系列措施。

对涉政单位及公职人员不良贷款“不护短、不遮丑”的态度让全社会意识到政府压降不良的决心，形成“打击一批，震慑了一大片”的效果。汕尾市金融工作局负责人告诉记者，仅用3个月，汕尾三家农合机构就超额完成不良贷款清收压降既定目标，扭转此前的僵局。

不良贷款的大幅压降，为广东农信社改制打开了局面。截至目前，64家改制农合机构累计清收压降不良贷款超600亿元，不良贷款率下降超8个百分点，金融风险得到有效化解。

新官理旧账，消化历史包袱

位于德庆新圩镇致庆大道的碧桂园城市之光，如今已成为肇庆知名度较高的高档小区。然而，这里曾经是肇庆农信社改制的“历史包袱”——改制前，321国道的多个地块分属于封开、德庆两个联社，因过度分散，市场认可度不高、变现难度极大，成为肇庆农信社改制中的一个棘手难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创新思路。肇庆确定“置换、整合、挂牌”的方案，先采取土地置换，再将两个联社的土地与其他闲散土地整合，最终通过招拍挂的市场化方式，以最大价值实现地块的整体变现。

做实两类资产（捐赠资产和涉政抵债资产），是改制完成的另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农信社改制中的另一个难啃“硬骨头”。据悉，2005年以来，按照中央和省政府要求，广东有关市县政府通过捐赠资产帮助农信社顺利完成首轮深化改革试点任务。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其中一些存在产权瑕疵的土地、林地和林权等，囿于政策限制难以处置变现。

解决历史包袱，需要各地拿出“新官理旧账”的责任担当。调研中，记者发现，对于财政吃紧的地市，短期内两类资产无法全额解决，甚至一度导致改制工作停滞不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广东推动财政部门按照“压实责任、一地一策、急事先办”的原则，及时向有关市县政府提供了周转资金；同时各地政府带头讲诚信，新官理旧账，想方设法调配资金，解决了农合机构“捐赠资产、涉政抵债资产”等历史遗留问题。

此外，针对农合机构大量自有资产无法确权办证的问题，各地市政府开通绿色通道，特事特办。改革之初，全省64家改制农合机构有未确权办证自有资产3301宗，到2020年末已累计确权办证2628宗，剩余资产正在妥善处理中，解决了多年想解决而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伴随着改制的推进，农合机构卸下沉重包袱，地方金融主力军地位更加凸显。3年来，广东64家改制农合机构累计清收压降不良贷款超600亿元；各类资本投入增资扩股资金453.9亿元，有效化解了历史包袱。截至2019年末，广东农合机构资产规模3.34万亿元，各项存款2.63万亿元，各项贷款1.64万亿元，均居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前列。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所原所长现港澳台研究中心主任任志宏表示，广东是金融大省，农合机构总资产占全国的十分之一以上。自2017年9月全面启动农合机构改制攻坚以来，广东金融以敢于亮剑精神，有效化解农村金融历史包袱，“注资、注制、注智”叠加并用，构建起农信领域行稳致远的长效发展机制，守住了金融安全相对脆弱的农村金融阵地。从制度和机制层面探寻出了一条可复制和推广的广东农信经验。为更高水平发展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美丽乡村建设赋能发力。

记者手记

从“要我改”到“我要改”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信用合作的兴起到现在纷纷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数十年来，农合机构在服务“三农”、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身也不断发展壮大。

从全国看，包括农商行、农合行、农信社在内的农村金融组织2000家以上，其总资产规模超过30万亿以上，超过中国工商银行的规模。在广东，无论是服务网点、人员规模，还是资产规模、存贷款等指标，农合机构也均居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前列。

也正因如此，农信社改制成功与否不仅影响金融的稳定性，更影响左右着农村金融版图的架构。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过去三年，广东要以钉钉子精神攻坚克难地，啃下农信社改制的“硬骨头”。

南方日报深调研团队对广东20多家农合机构开展调研，试图寻找广东农信社改制的经验。在此过程中，最令记者印象深刻的是随着农信社改制工作在广东的不断铺开，“农信社改得好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宝贝，改不好则是地雷”逐渐形成共识；无论是各地政府、农合机构还是从业者，对于农信社改制的认识从“要我改”逐渐转变为“我要改”；改制，逐渐从完成任务转变为抓机构机遇转变。

正是在这场由被动转向主动的改革中，农合机构作为地方性金融机构和当地老百姓自己的银行，在经营理念、经营模式、公司治理、队伍建设、业务发展、风险控制等方面进行了脱胎换骨的重组改造，重新焕发活力，壮大自身实力，真正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的健康血脉，掀开新的发展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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