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瓷笔筒的品种与断代（全）_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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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康熙一朝时间较长，所以康熙时期的笔筒，各个品种早中晚时期呈现出来的风格变化很大。笔者以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为参照，将这一时期笔筒的品种归为十类，并尝试用三种不同的方法做一次大致的分期断代。

康熙瓷笔筒的十大品种

青花笔筒：康熙时期的青花瓷器，以云南产的珠明料为主，由于氧化钴的含量可达8-9%，因此青花不仅发色纯正、青翠亮丽，是历代青花中的标准色调，而且由于采用分水法绘画，使青花图案能够“墨分五色”，将物体阴阳反侧之景表现出来。康熙时期以青花绘制的笔筒，数量相当大，装饰题材也十分丰富，主要为山林高士图、渔家乐图或书写诗文辞赋。

五彩笔筒：五彩是釉上彩绘的一种工艺，“五”是言其色彩丰富。康熙五彩以其淡雅的色调、精湛的绘画，一扫嘉靖万历五彩只重色彩而不细究其形貌的粗率画风，在陶瓷史上独领风骚。在清宫旧藏康熙五彩笔筒中，以白地五彩为主，纹饰多为山水人物、花鸟虫鱼。

釉里红笔筒：釉里红是指以铜红釉料，在胎上绘画纹饰，罩上透明釉在1300℃以上的高温下烧成后，在釉下呈现红色花纹的瓷器，它是铜在高温还原气氛中作用的结果。釉里红虽然最早出现在元代，但元代釉里红器，其色调一般比较暗淡，没有浓淡相间的色阶区别，绘画纹饰也比较简单，常常是先在胎上刻画纹饰后，在其上涂抹一片红釉，这种作法与严格意义上的釉里红器，还存在一些差距。清代康熙一朝是釉里红极大发展时期，此时不仅铜红发色鲜艳、纯正，而且纹饰细腻，层次鲜明，不仅如此，还涌现出许多新品种，如青花釉里红、釉里红加彩等。故宫所藏釉里红笔筒，主要是一些题写辞赋，或书写百寿字之器。

洒蓝釉笔筒：洒蓝釉是因其蓝色釉面上，均匀布满蓝色和白色斑点而得名。因其犹如蓝天上飘洒的白色雪花，又称“雪花蓝”。此品种虽然最早出现在宣德时期，但品种较少，似昙花一现，宣德之后基本绝迹。康熙时期延续并发展了此种工艺技法，制作更加成熟。以洒蓝釉做装饰的笔筒，在故宫藏品中一般是在釉面上，以金彩描绘图案或书写文字，虽然传世至今金彩大多已脱落，但仍不乏精品之作。例如一件洒蓝釉描金花卉笔筒，以金彩绘整个画面，珍贵之处不仅在于釉面金彩基本保存完好，而且诗与画合谐统一，艺术效果极佳。还有一些笔筒在洒蓝釉面上，以开光形式绘画五彩、釉里红纹饰，或直接绘画冰裂纹，使釉面装饰更加丰富。这类笔筒在故宫藏品中有洒蓝釉描金花鸟纹饰、洒蓝釉白龙纹饰、洒蓝釉五彩人物纹饰等。

青釉笔筒：青釉虽然烧造历史悠久，但直至清代康熙时期，青釉的烧制才达到随心所欲的程度，其呈色不仅葱翠鲜亮，而且还有冬青、粉青、豆青之别。康熙时期的青釉笔筒，一般釉面呈色淡雅，以仿宋龙泉窑豆青釉居多，釉面多刻划缠枝花卉。

墨彩笔筒：属于釉上彩中的一种，是康熙中期出现的一个新品种，以铁和锰等矿物质为主要呈色剂，在烧好的素胎上绘画纹饰，再经低温烘烧而成。它的艺术表现力非常强，特别是在白釉色地的衬托下，图案更显得黑白分明，浓郁晶亮，此品种一直延续烧至清末和民国时期，但后世墨彩均为轻描淡写，远不及康熙时漆黑厚重。此类笔筒的装饰效果非常突出，一些器物往往一面以墨彩加绘五彩绘画纹饰，一面以墨彩题写诗文，或整篇以墨彩题写诗文。

红彩描金笔筒：也是康熙时期新创烧的品种，由于呈色较淡又称作“淡描红彩”，能以多种色阶描绘出层次鲜明的画面，并以金彩渲染其华贵。在故宫藏品中，红彩描金笔筒数量较少，值得一提的是红彩描金牡丹蝴蝶图笔筒。此笔筒画面为两朵盛开的牡丹，几只彩蝶飞舞在花丛中，画面上淡雅宜人的红彩，不仅将满园春色浓聚，而且在金彩烘托下，器物尽显艳丽之风。

釉里三色笔筒：以釉下青花、釉下白粉两种色调为主，以釉里红做点缀，呈色雅致，具有非常独特的艺术风格。此品种也是康熙时期创烧的，故宫所藏釉里三色笔筒，多以山水人物题材为主。

红釉笔筒：由于铜红的呈色极不稳定，在烧制中对窑室的气氛又十分敏感，稍有变异便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有时一窑甚至几窑才能烧出一件通体鲜红的产品，所以要得到比较纯正的红釉器十分不易。高温铜红釉的烧制工艺，虽然早在元代就已出现，但明代宣德以后逐渐失传，终明—代再没有得到恢复。清代康熙朝恢复了失传200多年的高温铜红釉的生产，此时红釉瓷器名品迭出，最为著名的红釉瓷器有郎窑红、豇豆红和霁红。故宫收藏红釉笔筒以霁红釉为主，霁红别名“祭红”，是中国传统红釉器中的著名品种，其釉色特点是红不刺目，釉不流淌。霁红盛烧于永乐、宣德时期，康熙霁红釉笔筒呈色一般较为浅淡，色调均匀，胎体致密。

珐花釉笔筒：珐花是指以硝酸钾为助溶剂的陶胎彩器，它分两次烧成，先在陶胎上以凸起的沥粉，勾勒出双线花纹图案后烧制成器，然后在花纹间填以釉彩，再以低温烘烧。其釉色主要有孔雀蓝、孔雀绿、茄皮紫、黄等几种色调。珐花的主要产地在山西一带，明清时期景德镇御窑场开始烧制瓷胎珐花器，其釉色称其为“珐花釉”。有珐翠、珐黄、珐蓝、珐紫、珐青等多种，色调较之陶胎珐花更加精美，艺术表现力更强。康熙时期瓷胎珐花器烧制得相当成功，以茄皮紫釉、孔雀绿釉为代表。一件珐花釉笔筒，通体施茄皮紫釉，其上以孔雀绿釉斑点作装饰，釉下刻画垂柳、山石、蜻蜓图。

以带纪年款的笔筒作为断代标准器

在故宫收藏的康熙笔筒中，一些笔筒上均带有干支纪年款，年代最早的一件笔筒，是丙寅年（康熙十一年，1672年）青花书《滕王阁序》文字，年代最晚的一件是丙申年（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洒兰描金釉书《赤壁赋》文字笔筒，其余几件带干支款的器物分别为：癸丑年（康熙十二年，1673年）青花山水图笔筒；甲子年（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青花人物诗句图笔筒；丁卯年（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青花书《滕王阁序》笔筒；己巳年（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青花书《后赤壁赋》笔筒（“文章山斗”款）；壬申年（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青花书《滕王阁序》笔筒（“文章山斗”款）；乙亥冬月（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青花渔家乐图笔筒（“芝兰室制”款）；丁丑年（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青花书《前赤壁赋》笔筒（“成化年制”款）；己丑年（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黑釉描金诗句文字笔筒。

通过以上这些藏品的年代排列，我们可以看出，康熙一朝笔筒的烧制几乎贯穿始终，而且烧造量非常大。虽然目前发现烧制时间最早的笔筒，有确切纪年考的器物，年限仅为康熙十一年，但这应该是康熙时期官窑烧制的最早器物。史料记载，康熙初年江西景德镇由于处于南明抗清斗争的拉锯战地带，战乱一直延续不断，景德镇的制瓷业一度衰落不堪，直到康熙十年，景德镇御窑场才有奉旨烧制祭器的记载。所以说康熙官窑器物的出现，应该是在康熙十年以后，在此之前均是官搭民烧的器物，其烧制的品种也非常有限。康熙十三年由于吴三桂战乱，刚刚复兴的景德镇制瓷业再度受到破坏，直到康熙十九年朝廷派工部虞衡司郎中藏应选督理景德镇制瓷业，景德镇御窑场才进入了它的黄金时期，康熙笔筒的大量烧制，应该从这个时期开始。

以上所举这几件康熙时期带干支纪年款的笔筒，应该说为我们提供了相对准确的年代。因此，以这些笔筒的胎质、釉色、造型以及装饰，作为这个时期笔筒烧制的标准器，是一种可行的鉴定方法。

以宫中档案记载及传世品为标准器

从宫中档案记载中得知，康熙十九年至康熙二十七年（1680-1688年），即臧应选督理景德镇陶务时（世称藏窑），曾奉旨督烧了各种色釉的器物，这一时期代表景德镇御窑场瓷器烧制的最高水平。由此可以推断以下各种单色釉，如天蓝、洒蓝、豆青、孔雀绿、白釉等釉面装饰的笔筒，一般大量出现在这个时期。

康熙二十七年至康熙四十四年（1688-1705年），则是彩瓷的大发展时期，无论是浓艳青翠、墨分五色的青花，还是色彩绚丽、绘画精细的五彩，以及线条纤细、呈色鲜艳的釉里红，淡雅宜人、雍容华贵的斗彩等，都取得了最佳艺术效果。所以在康熙笔筒上，以青花、五彩、斗彩、釉里红作装饰的器物，应以此时为盛。以一件五彩花鸟笔筒为例，器身画面为一幅盛开的牡丹花图，在雍容华贵的牡丹花枝头，一只神态栩栩如生的小鸟栖息其上，画面间墨彩草书五言诗二句“并无思别意，只是亦花心”，下铃“苇石”印。此笔筒即可为康熙五彩代表作，其运笔之细腻流畅，颇有些写意花鸟画的韵味。另一件白地五彩笔筒也非常值得一提。此笔筒在通体白釉凸雕卍字锦纹上，以圆形、扇形、叶形、长方形等八个不同开光体作装饰，开光内分绘五彩山水、花鸟、鹊竹、樵夫打柴以及俞伯牙携琴访友等图。笔筒通体纹饰构图，仿园林建筑中窗雕风格，极尽精巧别致之趣。

康熙四十四年至康熙五十一年（1705-1712年），当江西巡抚郎廷极主持景德镇窑事时（世称郎窑），景德镇御窑场烧出了著名的“郎窑红”、“霁红”、“豇豆红”等红釉器，使高温铜红釉再现辉煌。因此郎窑红、霁红、豇豆红等红釉笔筒，应该是这个时期的产物。此外，一些仿宣德青花、仿成化斗彩纹饰的笔筒，出现的时期也大致在这个时候，它们共同代表了康熙晚期瓷器制作的水平。

以考古学上类型学的方法分期断代

采取考古学上类型学的方法，对某一个时期色调、胎质、造型以及装饰风格相同的器物，通过排列组合，做出较为准确的分期断代，是一种应用非常广泛的方法。笔者试图以此方法，再次对康熙笔筒作出分期判断。

按青花色调变化分期：在康熙笔筒中以青花瓷器数量最多，通过不同时期青花色调的变化，也可以作出判断。康熙青花笔筒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青花——一般指康熙二十年以前的器物。这个时期青花笔筒的色调较灰暗，明显带有明末清初的痕迹。如釉面肥润，釉呈青白色，青花色调迷混不清等。康熙十年以后，笔筒上的青花才逐渐出现青翠艳丽的色调。

中期青花——一般指康熙二十年至四十五年之间的器物。此时青花笔筒因为大量使用上等的珠明料，所以青花呈色青翠亮丽。又由于在绘画技法上借鉴了中国画“分水”、“皴染”等技法，突破了传统的“平涂”技法，所以画面层次鲜明，达到了“墨分五色”的效果。这个时期青花虽然品种繁多，有蓝釉青花、哥釉青花、黄釉青花、豆青釉青花、青花釉里红和浆胎青花等，但笔筒上主要以白釉青花为主。

晚期青花——一般指康熙四十年以后的器物。此时青花色调由浓艳青翠，逐渐向浅淡灰暗过渡。由于青料及烧造的原因，青花有晕散现象。一些仿永乐、宣德时期绘画风格的青花笔筒，多出现在这个时期。

按胎釉特征分期：康熙笔筒的胎釉，从总体特征上看可用一个“硬”字概括。不仅胎质坚致、胎釉结合紧密，而且胎体份量较重，均为其它各朝所不具。按其胎釉特征不同，同样可以分成早、中、晚三个不同时期。

早期笔筒的胎体较厚重，制作工艺与顺治时期大致相同。特别是其釉面肥厚，白中闪青，呈现一种青白色。器物口沿处或露胎无釉，或施酱黄釉，还有的口面开有小沟槽。底足也偶有“跳刀痕”、“粘砂”和“火石红”等现象。

中晚期笔筒的胎体与前期相比，虽略显轻薄，但拿在手中也有沉重感。胎质更加洁白细腻，釉色洁白呈粉白色。

按装饰风格分期：康熙时期笔筒上，纹饰绘画极具时代特色，内容非常丰富。有山水人物、写意画鸟、以及各种图案画、戏剧人物（俗称“刀马人”）等。其装饰风格也可依早、中、晚风格变化，按三期分类。

早期笔筒的纹饰，与顺治时期风格大体相同，多采用平涂手法。以怪兽、怪石图案居多，多见纹饰与题字相配的画面。

中期笔筒纹饰风格呈现多样化，画风明显受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特别是在一些以耕织图、戏剧人物图，或文学著作中的人物为瓷绘题材的画面上，人物绘画得相当生动。康熙二十年以后，笔筒上又流行书写诗词辞赋。早在唐宋之时，瓷器上即以文字作装饰，并成为一种习尚。但这些文字仅限于在图案的一角，点缀以简短题句或书干支记年款。至清代康熙中期，瓷器上书写长篇诗词歌赋的文字装饰非常盛行，特别是在青、蓝釉或釉里红笔筒上，常能看到清秀规整的馆阁体小楷，或如行云流水般的草书。例如一件洒蓝釉笔筒，通体以草书临“怀素帖”。字体流畅，如行云流水，自有一气呵成之势，深得怀素草书风格。

在笔筒上整篇抄写的辞赋还有《圣主得贤臣颂》、《兰亭序》》、《赤壁赋》、《醉翁亭记》、《出师表》、《滕王阁序》、《岳阳楼记》、《四景读书乐》、《西湖十景》、《归去来辞》等文章。康熙二十五年以后，在青花笔筒上以整幅文字作装饰之风更为盛行，不仅是笔筒，在许多青花器物上，也均有诗文出现。民国时人邵蛰民即称：“青花绘山水人物笔筒及辞赋笔筒，以康熙一代为最多。画片有通景，有开光书写为赤壁赋、归去来辞、得贤臣颂”。在这些书诗词歌赋的笔筒上，以书写《圣主得贤臣颂》的文章数量最多。

晚期笔筒纹饰，呈现出一种用笔纤细，绘画细腻的风格。官窑瓷器上以龙凤纹为主，其次为山水、楼阁、翎毛、花卉、飞禽走兽等，画风趋向图案化。一件墨彩加绘五彩竹纹笔筒，可以作为此时的代表器。器身一面在白釉上以墨彩为主色调，绘出一丛迎风而动的篁竹，另一面则以墨彩题五言诗一首，下铃“西园”篆字方印。此笔筒融中国传统绘画中，诗、书、画、印为一体，即具水墨画的效果，又凸显文人情趣。“西园”即清朝著名画家高凤翰。

按器形分期：康熙笔筒早期形体一般比较高大，在故宫藏品中曾见一件大笔筒，器高达40厘米，口径也在40厘米以上。中期以后形体变矮，口径与高度大体相等。此风格一直延续至康熙晚期。

康熙笔筒的形制虽大小有别，但造型基本上以口足相若的直筒形为主，也偶见有撇口束腰式。如一件霁红釉笔筒，通体施红釉，器身口足外撇，腹部内收，足胫处凸起两道旋纹。此造型在康熙时期众多笔筒中，实属另类。

康熙笔筒中还有一些仿生式造型，主要为仿竹节形制。青釉釉色与造型相得益彰，大胆打破传统的造型方式，将自然界中的植物，直接作为造型的范本，其丰富的想象力与精湛的成型技巧，也令人拍案称奇。

康熙笔筒的底足，一般为宽窄不等的璧形底，也有双圈足、三足或无釉平底式。以一件釉里红变形寿字笔筒为例，器身虽呈直筒形，但底足下以三个灵芝形足相承，使造型产生一种变化感。

按款识分期：康熙笔筒上的款识，早期基本无本朝年款，器物上大量使用斋堂款、花押款、图记款等，这是当时社会背景所致。据《浮梁县志》记载：“康熙十六年邑令张齐仲，阳城人，禁镇产瓷器书年号及圣贤字迹，以免破残”。康熙年款最早出现在康熙二十年以后的器物上，主要为楷书款，并成为一种定制。

中期笔筒上的款识，以六字双行双圈款居多，还有各种干支纪年款。

晚期笔筒上的款识，出现了六字三行款和伪托款等。伪托款以书写“大明嘉靖年制”、“大明万历年制”和“大明成化年制”的款识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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